丰台区南苑街道万达广场北侧，一片面积达4.5万平方米的区域被围了起来。过去一年多里，考古人员一铲铲、一锹锹，在这片古永定河冲积扇平原发育的黄土台地上不断追问，孜孜探究着这片土地下埋藏着的历史真相。近日，这处被命名为“北京新宫遗址”的地方渐渐露出真容。
【资料图】
考古发现，该遗址夏代晚期至早商时期遗存最为丰富，这是北京城区首次发现夏商周续存聚落遗址，对研究早期北京历史文明和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追问1
两条壕沟围起来的台地有何用途？
6月6日，北京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烈日炙烤着大地。考古工地上，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考古项目负责人韩鸿业步履不停——自启动考古调查开始，他每天都要在这里转上好几圈。在工地中央搭起的白色保护棚里，韩鸿业停下脚步，讲述了这次不断给他和团队带来惊喜的考古旅程。
2021年，为配合丰台区城乡一体化槐房村和新宫村旧村改造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这片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我们所站的地方是整个考古工地的核心区域，之前这里是个垃圾堆。”韩鸿业所说的“核心区域”，是一个由环状的壕沟围合而成的凸起台地，他指了指内环壕靠近底部的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接着介绍，“2022年4月，考古发掘开始不久，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块成人巴掌大小的陶片。”别看韩鸿业现在语气平静，一年多前，认出陶片来自商代早期时的心情，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在北京城区，我们很少看见年代这么早的陶片，说明这里有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陶片的发现，激发起考古人员更大的责任心。之后，他们加大了勘探的密度和范围。没想到，又一个惊喜跳到了他们的眼前：环壕之外还有一圈环壕，这种带有“双重环壕”的聚落遗址，此前在北京从未发现过。“就像筑墙一样，挖壕沟主要是为了防御。但在古代，挖壕沟比筑墙更省事儿。”韩鸿业抬手指了指地面，“也就是说，双壕围起来的这片高台地才是古人真正活动的区域。”
那么，双重环壕的结构代表了什么？什么样的人居住在拥有这样结构的聚落里呢？后续的发现给了考古人员一个意外的答案——这里很可能并不是人们的“主要生活区”。“北方住人的地方肯定得生火，没火的话冬天受不了，但是用火的痕迹我们发现的并不多。”一个猜想开始在韩鸿业的脑海中浮现：双环壕的结构为古人严谨择地、刻意规划后营建，也许是承担着某种特殊活动的使命。
内壕接近中心位置的同心圆夯土遗迹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他的猜想：这处遗迹由三重圆圈构成，不同圈层内土色区别明显。“说明这处遗迹功能用途很可能具有特殊类活动性质，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发掘工作进行细致的研究。”
追问2
戴玉玦的老年男性是谁？
“韩老师，快来看看！”
同事一声呼喊将韩鸿业的思绪拉回现实。走出考古工地的核心区域，向东南方前行，一路上最显眼的便是一个个墓坑。把韩鸿业叫到跟前的同事，正蹲在其中一个墓坑里，手持小刷子，小心清理着一具人骨。“肋骨部分千万要慢慢做，要特别小心，时间这么久了，骨头都有点儿酥了。”韩鸿业自己上手示范了一下，又接着叮嘱，“一定要像处理丝绸一样小心。”
紧盯了几分钟，看着同事有了自己的工作节奏，韩鸿业这才直起身子，手向四周划拉了一圈，说道：“在这片区域，迄今我们发现了27座商代墓葬，其中2022年发掘了22座，今天发掘的这座墓葬是第23座。”接着，他指了指墓坑中的人骨，继续解释，“这些墓葬布局规律，墓葬方向一致，基本为头东脚西，从出土的遗物来看属于大坨头文化类墓葬。”
大坨头文化，指的是燕山南麓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河北大厂大坨头遗址而得名。韩鸿业说，该墓地的发现，为研究大坨头类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族属、丧葬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等重大学术研究课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墓地出土的随葬品给了他说这话的底气。随葬品中有大量的陶器，以素面折肩鬲、宽沿折腹盆、钵为主，另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玉玦、绿松石项链、红玉髓串珠等重要遗物。最让考古团队惊喜的是从M77出土的一个扣针形带翼的喇叭口形状的金耳环，耳环的做工十分精美，别说是商代早期，即使放在今天来看，造型也不失为简约时尚。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北京平谷地区的刘家河商墓也发现了类似的喇叭形的金耳环。“这个耳环其实带有鲜明的草原特色。”韩鸿业说，近年新发布的考古材料显示，中国北方地区的喇叭形耳环应与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关联。“北京地区本身就处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替地带，金耳环的发现再次为这两种文化的交融增添了实证。”
最大的墓葬M75出土的一件靴形足彩绘陶尊让韩鸿业赞叹不已。在他看来，这件靴形足彩绘陶尊，设计构思奇妙，做工精致，绘画极其流畅生动，在靴形足的底部，还有9条纹路——如此精美的一件彩绘陶尊，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特色。韩鸿业说，该墓墓主人经人骨鉴定为一老年男性，左耳佩戴玉玦，颈部有绿松石项饰，随葬陶器有陶鬲2件、灰陶罐1件、陶尊2件、陶钵1件。从这些出土的文物来看，主人身份级别较高。
那么，这些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礼记·乐记》或许能给我们一丝线索。该书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也就是说，周武王推翻商朝后，率先就分封黄帝的后人到蓟地。而北京素有燕蓟之封。墓主人是否就是蓟人的祖先？对这个问题，韩鸿业和同事们还不敢给出肯定的答案。但他认为，这些发现起码为探讨蓟国故地和先秦时期北京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某种线索。
追问3
5粒水稻是否产自本地？
环顾内环壕侧面的层层堆积，一条条弯曲的线条如年轮般，为我们勾勒出时代的变迁。在已完成发掘的近万平方米的范围里，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不同时期的遗迹单位300余处。除夏商周时期聚落、墓地外，还有两汉墓葬、辽金道路、明清灶址及道路等不同时期遗存。
“每个地层里都包含了丰富的时代信息，比如陶器、石器、金属器、动植物遗存等，我们会通过考古学文化进行对比研究认定；同时结合多样的科技考古手段，探讨阐释不同历史阶段先民们生业模式、生存地理环境以及不同族属文化人群迁徙融合等诸多考古学研究课题。”韩鸿业说。
检测这些遗迹中的土样后，考古队再次收获了惊喜：通过浮选，也就是根据土和碳化种子浮力的不同把种子筛选出来后，考古人员进行了整理，发现该遗址曾对粟、黍、稻等多种农作物进行过栽培和利用，并以粟作农业为主。5粒水稻的发现尤其引人注目，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为探讨先秦时期本地区水稻栽培和稻作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水稻究竟是本地附近所产的，还是说从其他地方交流过来的，我们还没有定论。”韩鸿业坦言。
北方也能种水稻？这并不是信口雌黄。在位于甘肃庆阳的南佐遗址，考古人员就曾发现了百万粒水稻遗存，有专家推测，可能原因之一就是，当地水资源丰富，人们在5000多年前就能种植水稻。反观新宫遗址，距离外环壕不远处，考古人员发现了永定河的古河道，“我们经过钻探发现，这条河有将近150米宽，距现地表深10米左右。环境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当时水流较缓，周边环境很适宜先民临水而居，这条河也为周边农业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水资源。”
“我们的发现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考古学文化内涵还藏在地里。”望着自己的“战场”，韩鸿业干劲儿十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针对重点区域进行发掘，全面而深入探索遗址内文化遗存时空框架、布局和聚落性质等学术课题，厘清晚商西周遗存的分布范围、族属文化谱系，进一步加强多学科合作，持续深化对考古资料的研究与阐释，探讨早期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他也期待着，这片古代人类活动过的场所能够被很好地利用保护起来，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与远古对话。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关键词：
